1990年8月25日中午12点45分，苏联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（中国称为海参崴）的一座军用机场，突然降落了一架明显非苏联涂装的战斗机。这一突发情况让负责守卫机场的苏联军人们震惊不已。他们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这架飞机上赫然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“八一”标志，很明显它是来自中国，而且机型是他们非常熟悉的歼六战斗机。
苏联军队对此感到极度困惑，不明白为何一架中国战斗机会出现在苏联军用机场上。直到驾驶员从飞机上架梯子下来，并通过翻译说明身份后，苏联军官们才震惊地得知，这名中国飞行员竟然是擅自驾机叛逃，选择迫降苏联军用机场，目的竟然是想投奔美国。
对此，苏联机场的军官表现出无奈和焦虑：“你这次的行动，简直成了远东版的‘红场飞机事件’，我们许多军官恐怕也会像那次一样被撤职。”这位军官之所以如此担忧，是因为三年前苏联就发生过类似的震惊世界的事件。
1987年5月28日，一个年仅19岁的德国青年驾驶一架民用赛斯纳172运动飞机，单枪匹马突破了苏联严密的防空体系，直接降落在苏联首都莫斯科的红场。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苏联，也令全世界瞩目。作为超级大国，苏联的防空系统一直被认为是全球最严密的之一，然而一名青年的成功突破暴露出严重漏洞。
当时，许多负责防空的苏联军官被严厉问责，而这次事件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红场事件。因为当年红场事件中苏联防空系统虽然发现了目标，但这次中国飞行员驾驶的歼六战斗机自入境起就完全未被发现，直到迫降机场时才被苏联军方察觉。
展开剩余83%正如那位苏联军官所预料的，事后苏联当局迅速撤换了大批高级军官。尽管这些后续行动紧锣密鼓，苏联方面最头疼的还是如何处置这位大胆叛逃的中国飞行员。
作为军队中待遇最优厚的兵种之一，王宝玉为何会选择叛逃？他的结局又将如何呢？这名飞行员名叫王宝玉，出生于1962年12月，来自山东青岛。因身体素质出众，1980年7月，年仅18岁的他顺利通过体检进入空军部队。四年后，毕业于航空学校的他被分配到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，正式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。
王宝玉的学习能力和身体条件都非常优秀，能够被选为飞行员已说明了他的实力。平日里，他热爱阅读，对飞行理论钻研深入，飞行技术在部队中属于中上游水平，获得了领导和战友们的认可。
然而，他性格孤僻、自尊心极强，且带有明显的疑心病，社交能力较弱，与同事关系一般。进入部队后，他被列为重点帮带对象，军队希望帮助他尽快融入团队。
经过大家的努力，王宝玉逐渐适应了环境，开始愿意交流沟通，但一些敏锐的战友发现，他虽然表面上变得开朗，却从未真正敞开心扉。私底下，他甚至轻视那些爱开玩笑的战友，认为他们浅薄无知。
除此之外，很多人并不知晓，王宝玉怀有强烈的虚荣心，渴望在军中脱颖而出。众所周知，飞行员在军中享受较高待遇，这也使得他在1988年结婚并找到了伴侣。
由于军官家属有权随军，但当时正值国企倒闭、大锅饭破裂的社会大背景，他妻子的工作安置困难重重。尽管组织后来在师部驻地给她安排了工作，但两地分居让王宝玉极为不满。他向已调任副师长的老首长提出调职请求，想调回师部驻地飞行团。
然而，副师长严厉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并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。王宝玉对此完全不能理解，只站在个人利益角度思考，对老首长产生了极大不满。
随后，师部提拔了一批优秀飞行员担任中队长和大队长，王宝玉却未在其中。他坚信这是老首长的故意阻挠，心态愈发消极。
结婚不久后，随着激情消退，他与性格外向的妻子经常发生争吵，妻子甚至骂他“窝囊废”，这让王宝玉更加心灰意冷。
事业、家庭的双重挫折使他开始接触西方反动广播，沉迷于西方所谓“民主自由”的学说，仿佛找到了精神寄托，渐渐对西方产生向往。
虽然组织一直关注他的思想动向，尽力给予照顾。比如团领导特别批准他去青岛疗养院休养两个月长假，在部队极为罕见。但这些关心并未打动王宝玉，反而给了他偷听反动广播的机会，思想逐渐发生了根本性转变。
大概从那时起，他的叛逃念头已经萌芽。
回归部队后，表面上他表现积极，暗地里却利用训练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布局、航线、气象等情报，为叛逃做准备。
1990年8月25日中午12点09分，王宝玉驾驶歼六战斗机奉命进行低空特技训练。然而，当他飞至预定空域后，并未执行训练任务，而是突然右转，沿着100米超低空高速飞向北方。仅数分钟，他便跨越中苏边境，进入苏联领空。
这次叛逃显然是长久筹划的，王宝玉的目标是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。但抵达后发现机场正在维修无法降落，只得临时改降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切军用机场。
由于超低空飞行导致燃油大量消耗，飞机油量几乎见底，王宝玉不得不选择强行着陆。幸好这是一座军用机场，跑道完全符合要求，加之他多年飞行经验，这次迫降非常成功。
或许是防空系统疏忽，或漏洞巨大，从他进入苏联领空直到迫降，苏联防空系统始终未察觉，直到苏联军队看到飞机才惊觉异常。
被苏联军方控制后，王宝玉多次表达希望被送往美国避难的要求。但他并不知情，此时中苏关系已大为缓和，不再像70年代那般剑拔弩张。
苏联随即通报中国，两国启动外交程序，通过和平渠道解决事件。
1996年8月26日，中苏双方外交部长在哈尔滨紧急磋商。改革中的苏联希望改善双边关系，因此对事件采取低调处理态度，决定将王宝玉引渡回国。
双方协议由中国派遣一架图154专机飞赴克涅维切军用机场，接回王宝玉及他的歼六战斗机。交接过程以飞机舱门为界，舱门外属苏联，舱门内属中国，确保双方责任划分清晰。
从迫降之日起，苏联未向王宝玉透露中苏谈判细节，只称军方正在考虑如何处理他提出的赴美避难请求。为保安全，苏联告知他将被转移至秘密地点，并在转移时蒙上眼睛，实际上这是将他押解上了中国的图154专机。
至于叛逃的歼六战斗机，迫降时导致双侧减速板损坏，苏联机场没有维修能力。时间紧迫，一名空军副团长决定亲自驾驶这架损坏飞机返国，誓不让其落入他国。幸运的是，副团长成功将飞机安全带回。
回国后，王宝玉因叛逃被开除党籍和军籍，空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，并终身剥夺政治权利。这个叛徒最终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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